近年来,在国际性的文学理论和人文学术交流和对话中,以上海交通大学教师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文学者频频在国际主流学界发声,引起了国际人文学界的广泛瞩目。诸如《欧洲评论》(European Review),《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py),《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目标》(Telos),《今日德里达》(Derrida Today),《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 (Neohelicon),《比较文学与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这样的国际权威刊物陆续发表了由上海交大学者主编的主题专辑,发表了大量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或专门讨论中国问题,或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理论讨论,或进行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中西人文学术及文学理论的交流和对话,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向纵深发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于2018年12月10日举办了“中西文学理论的国际对话”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的多位院士以及国内多所高校的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多位学者和其他专家学者50余人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中西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前景。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宁作了简短的致辞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拉巴泰(Jean-Michel Rabaté)作了主题发言,他首先概述了欧美国家近年来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新进展,并据此批评了对文学理论的现状及未来所持的悲观态度,他认为,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理论仍在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并在下面几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精神分析学对性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后人文主义探讨了后人类的状况,后马克思主义拓展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数字人文则使得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得以互补。这些理论课题的研究都从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一批理论思想大师的理论中获得启示,这说明,德里达在去世十多年后依然被人们发掘出新的理论资源,因此我们不能说理论已经死亡。他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未来前景仍然持乐观的态度,并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应该更加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
王宁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在西方学界,曾经一度出现过的“后理论”现象近年来也进入了中国,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就此话题展开的相关讨论和争鸣。“后理论”是一种思想的状况,是对理论的一种反思态度和重新认识,同时也是对理论之未来发展的一种憧憬和展望。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失去了以往那种旺盛的活力和无所不在的穿透性,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崇尚经验,并注重反思和质疑自身,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充分彰显其批判锋芒了。因而在不少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实际上已经衰落甚至死亡。后理论概念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和分析中。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自身。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又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他在对“后理论”概念作出界定后,还简略地讨论了当下最有影响的三种形态的“后理论”:后人文主义,性别理论以及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他认为这三种形态的“后理论”都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和启迪,尤其从德里达的理论中汲取了重要的资源,但同时又超越了各自的前辈而自成体系。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席教授刘康在发言中梳理了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中国问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启迪。认为毛泽东的遗产也和孔子的儒家学说一样,是中国对世界人文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刘康的发言得到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的热烈回应。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还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何成洲,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德文和比较文学教授潘则建(David Pan)、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尚必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乔国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曾军等,他们的发言大都围绕世界文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争议、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过渡等文学和文化理论热点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