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艺术研究院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概要译文如下：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外交
最近，当来自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的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时，电视台的摄像机正从直升机上俯瞰整个过程。这些被日本警察逮捕、稍后获释的保钓人士中包括两名来自凤凰卫视的记者，全程被镁光灯包围。这十四名保钓人士非常懂得运用媒体，并清楚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作为回应，十名日本右翼分子登岛，并在镜头前挥舞日本国旗。
如此举动就像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电视真人秀，旨在吸引媒体关注并激起公众的义愤。
很明显，凤凰卫视首当其冲，中央电视台紧随其后，然后事件的影响通过中国互联网迅速扩散，引发了社会上（至少从媒体角度希望看到的）一系列抵制和抗议的连锁反应。这场电视真人秀在有些城市几近失控，在深圳，就有抗议者砸烂并弄翻了一辆日本产警车。日本媒体和公众对此反应相当负面，日本政客和中国外事官员则隔空喊话，恶语相向。
这些都是公共外交的举动么？可以肯定的是，事态如此发展，公共外交的消极面被抖露得一览无遗。最近，“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成为时髦的概念。但是，中国对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推广却是被动和随意的。这次钓鱼岛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没什么证据显示此次登岛和随后的抗议活动是国家组织和支持的。北京关心的重中之重是国内国外的“维稳”，不会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来破坏这种努力。另一方面，媒体关心的是提高收视率，而钓鱼岛事件正是这样夺人眼球的焦点。
精英总是谴责中国或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认为这是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原因之一。
然后，民族主义总是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西方媒体和政治与学术精英总会把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于维护主权和反抗殖民的公众呼声与由独裁政体或激进团体鼓吹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公众情绪因事件而异，如一味与民族主义挂钩不免忽视其背后更复杂和深层次的原因。
这一次，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面临窘境，是一次真正的外交挑战。
北京方面需要定义和解释其全球战略与远景，并用坚定、清晰和一以贯之的方式向世界，特别是对中国崛起越来越焦虑的亚洲邻居，传递这一信息。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以及中国与其他邻国的历史问题也必须在一致和稳定的指导思想下处理。然而目前来看这样的思路还未获得认可。中国外交变化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显著，尽管一些提法和原则仍旧沿用了50年代的传统。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面临着困境，如何在继续依赖美日同盟实施旨在遏止中国的政策同时，规划国家发展目标和经济复兴计划。
中国的对日政策核心是经济与政治议题的分离以及搁置争议。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四十年后，两国仍然维持着经济合作火热，政治接触冷淡的局面。最近一系列事件加深了双方隔阂，经济也不再是政治关系恶化和公众意见分歧的创可贴。
50年代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警告说这次中国是被动地被推着往前走，“我们即使不能变得更聪明，起码也不要变得更愚蠢。”
作为中国“民间外交”的长期推动者，陈昊苏认为中国外交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外交一直在来都是高高在上的、神秘的、由国家全盘掌控的。“外交无小事”作为核心指导思想压抑着所有公共和草根层面的外交尝试（只有极个别情况会由于政治强人的干预而实施，比如毛泽东主席与“乒乓外交”）。
中国的“民间外交”并非由专业人士和智库组织常规收集的公众意见所支撑。而媒体，就如此次钓鱼岛事件，也不尽然提供客观的观点。
我们急需创新的思路，不仅针对此次钓鱼岛事件，更是为了服务于中国长期的战略目标。
媒体与精英公知在鼓动公众忿恨情绪或一味指责民族主义狂热之前应该三思。反而，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理性和多角度的意见和公开讨论值得鼓励。
在政府谋划出清晰和可以一以贯之的远景前，各种公共意见能够帮助强化国家的外交立场，并为重新定义国家战略开拓思路。抑制、忽略或刺激公共情绪，控制公众意见，总会是危险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