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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与欧洲科学院首次合作举办高峰会议 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对话”

2009-07-26点击次数:1307

当前,高等院校普遍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挽救未来大学真正的核心价值?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能否弥合?我们应当如何重新审视大学的管理和转型?这些都是当今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需要合作探讨的问题。5月13日至1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科学院共同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承办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对话”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顶级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讨关于全球人文学科建设的困境、发展与未来。 

此次会议是欧洲科学院与上海高校的首次合作,参会外方代表来自八个国家,多为欧洲科学院院士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方代表则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或教育部长江学者为主,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展开如此高规格的对话在国内尚属首次。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代表学校首先在会上致辞。郭新立首先对来自欧美和中国各主要高校的院士和长江学者表示欢迎,在追溯了上海交大120周年的辉煌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之后,郭新立希望今后加强上海交大与欧洲科学院以及国内高校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同时也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郭新立常务副书记代表学校在会上致辞。 

接下来来自欧洲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以及中国上海交大的五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入手作了主旨发言。欧洲科学院副院长、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斯文德·埃里克·拉森在发言中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跨学科已经纳入研究者、教师和决策者的主要议题中,因为研究人员所面临的诸多复杂挑战已经超越了单一学科所涉及的领域;同时传统学科的毕业生受到的专业教育跨度不够,犹如井底之蛙,在多变的就业市场中已不再占有优势,高等教育体制需要顺势改变。决策者也面临着来自于各政治团体的不同诉求。在此背景下,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一个不断重新思考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但目前跨学科研究中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是“跨学科”这一术语的界定;其二是跨学科研究如何突破现有的学科壁垒,实现学科交叉和融合。 

欧洲科学院副院长拉森院士在会上作主旨发言。 

面对当今时代“后人文主义”的冲击,传统的人文主义以及人文学科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对此,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能,所向披靡。近十多年来“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说明,人类和那些同样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只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种,他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自然规律。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合理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那么,何谓“后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的到来是不是意味着人文主义的终结?王宁认为:“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它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期的终结,人类进入了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个‘后人类’阶段,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的具有理性的生物,人类唯一的优势在于带有理性的特征最多。此外,人类也最具有想象力,他可以创造各种奇迹,甚至创造出自己无法驾驭的东西。”尽管后人文主义的崛起是对人文主义的挑战,但王宁呼吁加强类似关于数字人文的交叉研究,以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和互补的良性关系。 

上海交大致远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作主旨发言。 

在全球技术革新的竞争中以及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政府对大学的经费资助一般都投放在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相比之下,人文学科便成了最大的牺牲品。近年来撤销大学的人文学科、减少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报道屡见报端,人文学科日趋萎缩。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评论》主编、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西奥·德汉认为这是严重的决策失误。他指出,“首先,在决定技术革新可能带来的伦理边界方面,人文学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次,唯有人文学科可以提供一种回顾性或前瞻性‘描述’,这种个人或集体的‘文本’,将使我们理解过去与未来的意义或至少赋予其某种含义;再者,科学研究费用的飙升以及要求快速的投资回报,最终会导致最前沿的和获益最丰的科技成果从大学转移到由国家或私人赞助的专业实验室。而人文学科则不会受其影响,因为人文学科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从大学移出的几率较低。”德汉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资助大学的人文学科,因为人文科学将会成为未来真正的“核心学科”。 

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评论》主编德汉作主旨发言。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探讨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研究型大学当如何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张杰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二是文明的冲突。要想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研究型大学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提出,应该加快建设创新型大学并倡议创新型大学携手共建新型创新网络。创新型大学不仅仅是单个的创新主体或具有创新能力的大学,而且也是多种创新主体的组织者、联系者和协调者,创新型大学应该通过创新实现增值。张杰进一步指出:“作为创新型大学,我们应该有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取向的创新主体,协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共同目标;作为创新型大学,我们应该担负更大的责任,成为发展全球创新网络上的关键节点,与其他创新主体共同构建创新网络,实现共赢,把我们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才能提升到新的境界,从而对社会和人类生活发挥重要的、持久的、积极的和无法取代的影响。” 一些专家学者还根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探讨了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以及可进行的互动和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论述了19世纪以来的科学主义对西方文论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以作者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从上世纪80年代起始,西方文论界走进了以理论为中心的时代。张江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于是理论的存在变成了不断执着地说明现象、探索未知和预测未来。尽管后现代主义诸多学派竭力标榜否定理性,弃绝科学,抵制二元对立,反本质主义,但对理论的崇拜和迷信,对科学的执着和依赖,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驱动西方文论深陷于理论至上的迷途。最后,张江指出当今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以理论为中心的倾向日益扩大。“文学理论的整体气象与文学无关,理论就是各种深奥繁复的非文学概念和范畴,理论就是一大堆名字(而且大多是些外国名字)”,这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格局的总体写照,突显了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剧烈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张江作主旨发言。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尔斯·阿尔提埃在主旨发言中强调了当今时代人的想象力的缺乏,认为在这样一个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的艺术想象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席教授阿尔提埃作主旨发言。 


为了突破学科壁垒,合理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成立了人文艺术研究院,着眼于实现交大文科跨越式发展目标,搭建文科创新平台,聚集高端人才,强调国际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文研院关注人文学科的危机和评价机制、致力于中国人文学科如何走向世界、后人文主义时代如何应对科学与人文的相遇等热点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经过不懈的努力,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在国内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中处于实际上的领军地位。目前该院已有两位讲席教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在国内高校中实属罕见。 

出席会议并作发言的中外专家学者还有欧洲科学院院士拉斯·英瓦尔、威廉·布罗克曼、米列娜·奇克·弗琦、埃里克·德考特以及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远讲席教授刘康、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成洲、上海交通大学凯原讲席教授、长江学者季卫东、浙江大学求实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王杰、四川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曹顺庆、上海外国语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乔国强等。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来自中、美、欧的院士和长江学者通过思想的碰撞和交锋以及卓有成效的对话,基本上达成了这样共识:无论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人文学科总是不可缺少的,看不到这一点,一味追求短期的效应最终会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人文学科应该是大有作为的。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得到证实。为了更为有效地进行中国与国际,尤其是目前占据主流的西方,学界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国应该尽快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制,从而使得在国内卓有成就并有着较大国际影响的学者脱颖而出成为蜚声国际学界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近几年来,先后有林毅夫、王宁、何成洲、李零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著名学者分别当选为英国、欧洲和美国的科学院外籍院士,这说明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已经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实行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顶尖的985研究性大学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欧美国家的院士遴选制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借鉴。